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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分快三app2023-12-04 17:48

政治算计玩过头！苏贞昌“终于”下台 ******

　　民进党在台湾地区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岛内要求当局行政事务主管机构改组的呼声不断，该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何时下台一段时间来成为各界关注焦点。19日，苏贞昌宣布辞职。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随即证实，并指出执政团队将在农历年期间启动调整作业。台湾网友直呼“终于下台了”。

　　赖着不走

　　“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却“慰留”口头请辞的苏贞昌。此后，嘉义市长选举、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持续惨败。《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民进党选战三连败，反映的是选民的失望与怒火，民众看不到民进党改变，只能寄望行政团队能全面改组。

　　多项民调显示，蔡英文、苏贞昌的满意度皆崩盘。台湾TVBS民调中心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对蔡英文的满意度低于四成，对苏贞昌的满意度仅33%，是他上任来最低点，不满意度更高达54%。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亦显示不满意苏施政者高达六成。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称，有57%的人不满意行政团队整体施政表现，创2019年1月以来新高。

蔡英文(右)与苏贞昌(左)。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而苏贞昌却一直赖着不走，努力为留任造势。他设法争取南台湾绿县市长公开支持留任；还制作宣传片自我歌功颂德，却因抄袭“抖音”上的梗惹来各方嘲笑。1月4日，他自行对外宣布普发6000元新台币现金，企图以“小确幸”挽回民心。台湾《联合报》分析指出，事实上，蔡苏不和由来已久。苏贞昌不想走，在不确定蔡英文的意向下，他以抢发现金展现自己并无请辞意愿，并借此逼蔡英文表明态度。另有分析直指，苏贞昌“政治算计玩过头”，只顾着自己抢风头，让蔡英文陷于被动追认的窘境，终于使“蔡苏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崩解。

　　苏贞昌下台的消息随之传得甚嚣尘上。他近期宴请行政官员，被外界解读为“毕业餐会”；1月10日传出已在收拾办公室物品，并向熟识的朋友致电问候，有人问他是否确定要“休息”？他语带保留地回复“我什么都没有说喔”；11日，台湾《联合报》在头版头条以“苏贞昌今提辞呈”为题，指其当天将在与蔡英文的例会中提出辞呈。

　　11日，全台紧盯苏贞昌的动向。不过蔡英文办公室却没有证实收到苏贞昌的辞呈，只表示相关调整将在立法机构会期结束后进行讨论。因原定13日结束的会期延至19日，苏贞昌下台的消息也延后公布。此间苏贞昌仍核定多项重大人事、政策和预算案，被解读为“撒币救官位”，他甚至自比袁崇焕，更遭到各界嘲讽。无论怎样挣扎，苏贞昌大势已去。19日，辞职消息终于传来。

　　劣迹斑斑

　　极端恋栈的苏贞昌，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可谓劣迹斑斑。

苏贞昌。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新闻网

　　苏贞昌在1981年县市长选举后投入政坛，是所谓民进党“四大天王”之一，2006年被陈水扁任命为行政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卸任后，他曾代表民进党参与2008年台湾领导人选举、2010年台北市长选举及2018年新北市长选举，皆失败。2019年1月，他被蔡英文任命为行政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

　　近日，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当选人王鸿薇发文列出苏贞昌施政时期的“五大罪状”，包括政绩不佳、家族承包官方标案引起社会共愤、态度嚣张跋扈污辱立法机构、用人失察及护短、网军治台滥用公帑等。她在“政绩不佳”中强调，台湾近几年物价上涨，民众生活越来越困苦，能源问题更是危急紧迫，且苏贞昌延误了疫苗进口采购，危及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却从未就此道歉。

　　“态度跋扈”“经常情绪失控”，苏贞昌留给外界的观感不佳。他多次在立法机构与“立委”公开“呛声”：“立委”许毓仁要求彻查“金管会”时，苏贞昌着急骂道“你叫什么叫”；“立委”郑丽文质询其是否支持台湾发展核潜艇相关问题时，苏贞昌直呛“不要脸”；与“立委”洪孟楷互呛时，苏贞昌还直接“问候洪孟楷的妈妈”……

苏贞昌(左二)在“立法院”答询时，骂国民党“立委”郑丽文，郑丽文不满跑到备询台前表达不满。图片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观其从政经历，苏贞昌搞“台独”可谓走火入魔。2011年，他抛出所谓“台湾共识”概念，主张以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为主要精神，坚持“台湾主权”立场；在担任民进党主席时，他恢复设置“中国事务部”，暗示两岸是“国与国”关系。近些年苏贞昌还屡屡放话挑衅大陆，有次他赴立法机构备询，有“立委”质问他一直挑衅大陆，是否要将台湾带向战争。他竟回应，一旦发生战争，“给我一支扫帚我都跟他拼”。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苏贞昌全无下限地操弄“反中”“抗中”，故意使用“武汉肺炎”称呼，造谣大陆“隐瞒疫情”，第一时间严禁岛内口罩出口大陆，百般设限使陆生无法返校、陆配及其子女无法归家团圆，借疫情升高两岸对立，其冷漠让人唾弃。

　　“台独”顽固分子爱看大陆电视剧

　　多行不义必自毙。2021年11月，国台办列出“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点名苏贞昌、游锡堃和吴钊燮，并对他们实施惩戒。苏贞昌却扬言为此感到“光荣”，遭批“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去年3月8日，苏贞昌自称引述孙中山先生的诗文，“女人是平凡的，月朗星稀，是多少女人用晨炊点燃新的一天，把零零碎碎缝补成美丽”，不过却被发现这首诗文并未收录于《孙中山全集》，而是来自于大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此，岛内网友笑称“‘台独’是口号、亲中是生活”“口嫌体正直”“民进党别再双标说一套做一套”。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应询指出，从媒体报道看，苏贞昌讲过好几部大陆电视剧了，《延禧攻略》《走向共和》都在其中。她还推荐了《觉醒年代》《人世间》《正阳门下》《山海情》等大陆电视剧，并直言，“有些人口口声声高喊’去中国化’，私下却很诚实地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

　　苏贞昌还曾多次带着媒体在台湾庙宇的神明前发誓“这次参选如果失败就永远退出政坛”，不过每每食言，不断地复出，遭台民众讥讽“骗完神明骗人民”。精于政治算计的苏贞昌此次“终于”下台，民众拍手称快。

　　近来，外界盛传将由曾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陈建仁接替苏贞昌的职务。有评论指，只要网军治台、派系治台的乱象不改，民进党换谁都没用。（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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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