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原野》海报,来源:网络
中新社记者: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少红:这个过程让我们打开了眼界和世界观,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1992年的《四十不惑》是我们这一代现代题材的第一部去欧洲电影节的影片,能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对西方来讲非常陌生,尤其是现实生活。我能从记者的提问中感受到他们想通过影片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实题材的影片能够出去是非常重要的。
马可·穆勒:那个时候这些电影都是新生代导演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它们真的是丰富多样,他们所探索的方向不是一致的。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通过这些电影让国外的观众,特别是欧洲的观众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国际获奖和国内获奖之间的关系?
马可·穆勒:上世纪90年代应该是中国电影的热门时代,几乎每个大电影节都会有一部中国主竞赛影片,国外的发行也会考虑多买几部中国影片。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国外会有热门的中国电影?因为那个时候好多电影都是有商业价值的艺术片,或者有高艺术品质的商业片。我真的非常敬佩那些导演所作的贡献,让更多的人马上就可以看懂,可以理解。
李少红: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获奖,对我们的艺术创作都是肯定和鼓励。国际上获奖是从中国发展的故事和东方文化的角度去欣赏这种艺术价值,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肯定。国内的鼓励则更直接,因为我们的创作反映的是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这种肯定更重要。
女性创作丰富了世界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女性导演、女性题材创作对整个电影产业的贡献?
李少红:我觉得女性视角和女性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这个世界。作为女性导演,我们很自觉地在做这种观察和表达。《红粉》1995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我自觉地在影片创作中采用女性视角,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这也形成了我自己的创作特色。
马可·穆勒:每几年,中国电影中就会出现一两部女性题材影片,真实地为中国女性发声。如从凌子到黄蜀芹、李少红等第四代、第五代有代表性的女导演,以及最新一代的李玉导演作品,都让外国观众深入了解中国女性的世界观,以及她们对社会的观察和探讨。
中新社记者:在女性题材电影中,欧美影片与中国影片有什么异同?
马可·穆勒:我认为二者差异不大,但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不仅是女导演拍,也有男导演拍。例如张艺谋导演作品《秋菊打官司》就塑造了一个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奋斗的女性角色,这部电影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曾获第5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可奖的田壮壮导演作品《小城之春》,也是由男导演拍摄的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大家都觉得他擅长执导动作片、侦探片,但是他每拍三四部影片,也会考虑拍一部女性题材影片。
中新社记者:当今的女性观众与30年前有什么不同?如何看待女性意识的觉醒?
马可·穆勒:在中国电影市场(作品)多样化之下,现在中国女性观众可以看到多种类的电影。以前,特别是西方和日本的女导演拍摄的电影受众是三四十岁的女性。现在的导演无论男女,他们电影的目标受众更年轻,观众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电影。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成就之一,就是女导演也开始拍类型片。
李少红:从个人经历看,我的女性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以前我们有句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是说妇女也有平等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降低了性别差异意识。改革开放后,女性更加关注和思考自己的存在价值,争取在社会上的独立性。现在我和很多年轻女导演交流的时候发现,她们都非常自信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知道在自己想创作的题材中,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应该坚持什么。
中新社记者:《世间有她》这部电影如何表现当今女性的生存状态?
李少红:这部影片三位导演都是女性,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生活,观察女性在困难中如何面对情感和家庭问题。另外,从不同地域表现来说,张艾嘉导演在中国香港,反映了与内地不同的情况,陈冲导演反映的是一对分离在两地的情侣的情感。影片多元表现了最普通的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
马可·穆勒:《世间有她》特别展现了在困难时期家庭中出现的很多矛盾。三位女导演很清楚如何真实展现这些问题和主人公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世间有她》在内的许多中国电影都具有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突破力,能够引起国外观众对中国女导演作品、中国女性题材影片的重视。
以电影促进中外对话任重道远
中新社记者:在促进以电影为媒介的中外对话中,电影人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马可·穆勒:我认为需要考虑中国电影在国外可能会遇到的文化差异。这方面可以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翻译、释义帮助国外观众理解中国电影,进而引起他们的共情。
李少红:东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差异,需要更多宣传和推广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从创作上,可以多关注包括女性题材在内的现实题材电影交流。性别的表达是世界的语言,不存在障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无论男人女人,都能感同身受,这样的作品应该多一点。我们在电影节或电影展映上看到这方面题材的影片,也会非常感兴趣,虽然讲述的是其他国家的人遇到问题是怎样应对的,但其实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
民进党“傲慢式执政”愈发引起不满……****** 在1月8日举行的台北市第三选区民意代表补选中,民进党籍参选人再次落选。 自2022年“九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受“论文门”“黑金政治”等一系列负面事件影响,接连在几场选举中失败,展现颓势。令台湾民众失望的是,该党对败选的所谓“检讨”浮于表面,“傲慢式执政”依旧,也愈加引起岛内舆论的不满。 傲慢,来自上行下效 有批评指出,民进党的执政傲慢遍及全台。 近日,新竹棒球场被揭露有偷工减料重大嫌疑,这个耗资近12亿元新台币重建的棒球场被民进党籍原新竹市长林智坚视为重要政绩。他曾宣称“高度参与,也都经常到工地巡查”,如今面对场地问题已导致4名球员受伤,林智坚却要求新市长解决问题。如果往回看,人们发现林智坚也未对牵涉本人、已有定论的论文抄袭事件作道歉。 新竹棒球场土壤中挖出砖头、电线等物品引起轩然大波(中时资料图)无独有偶,2022年12月,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贵敏在台立法机构质询台当局官员花敬群时,花敬群直指李贵敏的问题抽象、无法回答而径直走下备询台,此举动令各界大跌眼镜,这名官员亦广受各界批评。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表示,民进党当局官员对民生的漠视、对民意代表的不尊重,正是源于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据台媒报道,苏贞昌不止一次在立法机构与民意代表公开“呛声”:去年11月11日,苏贞昌与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洪孟楷互呛,苏贞昌直接“问候洪孟楷的妈妈”;前年10月12日,苏贞昌被问及防务问题,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郑丽文呛声“袂见笑”(方言:不知羞耻),也令舆论哗然……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中时报系资料图)傲慢的代价,守住基本盘成问题 当前,台湾社会一股“下架民进党”的氛围持续凸显。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仅有31%的民众认同民进党,数据呈现大幅下滑态势。 “九合一”选举大败后,民进党启动所谓党内检讨机制,但被认为沦为形式,也未提出败选“主因”。在随后举行的嘉义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再次惨败,有熟悉当地情况的绿营人士坦言,民进党连基本盘都没守住。 1月8日台北市举行一场民意代表补选,民进党再次败选,这已是民进党的“三连败”。有新闻报道预测,“不到两个月后的南投县民意代表选举,几乎也可预期民进党会输。” 傲慢依旧,听不到民众声音 “除了民进党当局行政部门的目中无人,民进党声望持续低落,原因是一党独大的傲慢。”联合新闻网一篇文章直击民进党要害。 也有评论指出,民进党执政傲慢令人无法忍受。 近年来,民进党在立法机构强推各种法案、一味护航“高端”疫苗并拒绝“复必泰”疫苗入岛、林智坚对论文抄袭和棒球场案不知反省、民进党当局官员面对质询时颐指气使,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一手遮天”产生厌恶,在这样的氛围下,民进党一路选输不令人意外。 曾经被视为民进党“票仓”的年轻人也对民进党当局失去信任。“把一个更好的台湾交到下一个世代手上”是民进党上台之际对年轻人许下的“承诺”,如今几乎全面落空。 “因为权力的傲慢,所以不需要沟通、也不能沟通。”在评论民进党的做法时,一位台湾媒体人表示。 “谦卑、谦卑、再谦卑”终究只是口号,民进党“傲慢式执政”形成无视民意的惯性,让岛内民众愈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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