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别的日子普京单膝跪地,致辞释放三大讯息******
中新网2月3日电 (记者 孟湘君)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并默哀,音乐会上发表致辞,会见爱国与青年组织代表……
日前,以这样的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的纪念。
距普京下令俄军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满一年,只有20多天了。在这样一个战争历史和现实考验交织的特殊时刻,普京的一举一动,自然让西方媒体高度关注。它们希望搞清楚,普京究竟释放了一些什么样的重要讯息。
当地时间2月2日,普京在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库尔干纪念馆,为苏联元帅崔可夫献花。
第一个讯息:不要忘了历史教训
2023年2月2日,普京前往曾经的斯大林格勒,追忆战争岁月。那里在20世纪60年代,更名为伏尔加格勒。
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山岗上,矗立着“祖国之母”巨型雕像,陈设着有长明火的荣军殿。普京步入荣军殿献花,并默哀一分钟,缅怀当年的阵亡将士。
其后,普京前往斯大林格勒战役主力战将崔可夫墓前,单膝跪地,献上鲜花。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高地上被点亮的“祖国之母”巨型雕像。
“我们在此庆祝我国乃至全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决定性的重要日子。”
“80年前,在斯大林格勒这片土地上,在伟大的俄罗斯伏尔加河河畔,万恶、无情的敌人被永远赶了回去。”
“漫长、艰苦、激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已经结束。
在纪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音乐会上,普京的致辞,勾起了俄民众对当年那场残酷战役的回忆。
资料图: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无名烈士墓。
1942年7月17日开始,次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联军队在约1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与德国法西斯的激烈交战,双方数百万人陆续参战,以苏联获胜告终。
这场战役,因规模、持续时间和参与人数等,被评为二战期间最大战役之一,伤亡人数也创下纪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统计显示,纳粹德国损失约150 万人,苏联方面损失约113万人。路透社评价,这是二战“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普京在提醒世界,不要忘了战争残酷的过往”,评论指出,这是他发出的一个讯息,意在提醒和告诫西方一些人,二战的教训应一直被铭记下去。
第二个讯息:不怕西方援乌,俄有后手
不过,引起更多关注的,是普京的另一番话。他在致辞中特别指出,“这件事难以置信,却是事实——我们再次受到带十字的德国豹式坦克的威胁”。
资料图:德国“豹II”主战坦克。
他将此举形容为“现代面目的纳粹主义”,并进一步指出,有人“正将德国拖入新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我们一次次被迫击退西方集体的入侵。”
十字标记、德国坦克、纳粹主义……普京点明的这些元素有何含义,以及推动德国松口向乌提供进攻性武器的是谁,再清楚不过了。
1月25日,德国政府宣布,决定为乌克兰组建两个坦克营,第一阶段从联邦国防军库存中,抽调14辆豹2A6坦克交予乌方。
俄一架图-95MS轰炸机前摆放着14枚导弹。图片来源:俄罗斯国防部
对于西方国家对乌供武问题,普京的态度早已摆在桌面上。俄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任何包含乌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方“合法打击目标”。普京此次就强烈警告称,“我们有能拿来回应的,事情不是用上装甲车就能结束的”。
至于拿什么来回应,普京没有明说。但无疑,这是在向西方国家隔空喊话:你们的意图我清楚;事情还没结束;俄罗斯还有后手。总之,“走着瞧”。
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则更直白地放话称,德国派出与俄作战的坦克将面临和80年前德国法西斯坦克一样的命运,那就是被烧毁。
资料图:乌克兰切尔尼夫,一名男子在一辆被毁的坦克旁骑车。
德国联邦国防军退役中校罗斯也对俄卫星通讯社分析,德国对乌克兰这种供武举动,是为保持乌军作战能力和士气“不会彻底崩溃”。
因为其一,耗时间。
罗斯指出,按北约标准训练坦克手操作坦克,至少需一年,坦克本身要按应对乌战事条件的准备交付,也需时间。
其二,数量少。
这一批德国供应的坦克数量为14辆,罗斯不认为用区区14辆坦克,就能扭转战事局面。
其三,耗资源。
他表示,考虑到俄空军正有目的地销毁乌能源基础设施,而德国“豹式坦克消耗的燃料不少,乌军将“遇到麻烦”。
何况,俄军在带自动制导、侦察无人机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帮助下,很容易将德国坦克作为目标瞄准。
罗斯反问道:“除心理影响外,目前的(坦克)交付还能带来什么样的战术价值?”
第三个讯息:新的有生力量、新的动向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之际,普京还会见了俄罗斯社会爱国与青年组织代表,并发表讲话。
“需要生活在当下并向前看,但是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没有过去记忆的人民不会有未来”,他对参与会见的代表们说道。
普京同时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珍视的,发展和前进的基础”,“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俄罗斯,为其继续发展和强大创造条件”。
当年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不少是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一项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曾显示,超过30%的俄罗斯年轻人对这段沉痛的历史,知之甚少。
资料图:俄罗斯二战老兵亮相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纪念活动。有分析认为,普京选择在纪念日之际与爱国与青年组织会谈,一方面是表达历史需要当代青年加深认识和传承,一方面也是为俄在乌军事行动的大规模动员造势,培养新的有生力量以弥补战场损失。
1月时,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罗夫曾表示,该国2023年春季征兵时,可能将年龄条件放宽至30岁以下。
按乌防长列兹尼科夫的说法,俄方已动员多达“50万名士兵”,尝试在2月24日对乌行动满一年之际,发动“新的重大攻势”。
列兹尼科夫称,莫斯科准备以此“纪念”俄在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满一年。而俄方并未置评。至于新“攻势”何时到来,乌克兰局势会不会就此迎来重大转折,或许不久就能知晓。(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